社会组织为什么应该做好党建？党建最大的意义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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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
导读：
7月8日晚，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2020“秘书长说”活动围绕“社会组织与党的建设”主题，邀请3位嘉宾展开深入讨论。
我们为大家带来这场对话的精彩文字摘录。全文1.3万字，阅读时间约20分钟，建议收藏后阅读。
▲本文内容经嘉宾确认发布，仅代表嘉宾观点，不代表本平台立场。
*图片来自网络
对话嘉宾：
江维
中共成都市委城乡社区发展治理委员会副主任、
成都市社会工作协会会长
宿彦慧
中共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党支部书记、
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秘书长
严昌筠
中共荆门市义务工作者联合会党委委员、
荆门市义务工作者联合会秘书长
引谈人：
谭红波
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副秘书长
要点速览
1、对于社会组织而言，党建最大的意义是凝聚价值共识，确保我们不犯不可挽回的错误。
2、社会组织党组织书记和理事长、秘书长，不存在谁听谁的问题。看是什么性质的事，如果是政治方向，毫无疑问得听党的；如果是具体业务，那就很清楚，由理事会决策。
3、党建其实是社会组织的万能接口，是能够打通各方、实现互联互通的一个“基建”。
4、党建是社会组织和不同领域党政部门很重要的对话窗口。借助党建，可以把我们的成果和需求反映上去，把上面的政策理解清楚和传递下来，让我们社会组织在党和政府的事业中有更多能见度。
5、大家其实不需要对党建有特别的忌讳甚至排斥。不管做党建还是做公益，大家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同一个公共目标走到一起的普通人，都在以不同的身份和专业做着一些为人民服务、为社会服务的事情，只不过是在话语体系、工作方式和工作内容上有所差异而己，差异不少，共同点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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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对话全文
谭红波：2015年9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社会组织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试行）》，文件认为，社会组织已经成为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加强社会组织党建工作，旨在引领社会组织正确发展方向，促进社会组织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更好发挥作用。在您看来，党坚持做社会组织党建工作，体现出“党领导国家”和“党要管党”的哪些执政逻辑？
江维：当时出台这个文件的背景很清楚，就是要加强社会组织的党建力度。之所以要加强，是因为社会组织的党组织建设长期存在虚化、弱化和边缘化现象。出台这个文件，就是为了强化社会组织的政治基因，切实发挥好社会主义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
文件提出要履行好6条基本职责：保持政治方向；团结联系群众；推动事业发展；建设先进文化；服务人才成长；加强自身建设。从这六条看，强调的还是保持政治方向的内在需求。
我打个比方，这实际上需要在社会组织里面去植入政治基因，做这件事情的目标非常明确，为了保证社会组织的健康发展。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他要带领全国人民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组织也是重要的建设力量，他需要使东南西北中、工农兵学商都在党的领导下向着共同的目标前进。
从这次新冠疫情防疫来讲，为什么当时世卫组织的专家看了中国的抗疫，会说他如果得了新冠，希望在中国得到救治，就是因为中国政府能够最大限度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去应对这样的突发公共危机，不管是体制内还是体制外的力量。加强党的领导能够使动员力量达到最大，可以把各方面的力量都整合起来。出台这个文件就是要在社会组织里面植入政治基因，以便在需要力量总动员的时候，可以用党组织渠道直接打通各社会组织整合力量同向发力。
*江维， 中共成都市委城乡社区发展治理委员会副主任、
成都市社会工作协会会长
谭红波：2018年，民政部门要求社会组织在章程中增加党建内容。之前作为党外人士的潘江雪理事长说，“大家对于基金会做党建，其实半懂不懂，因为大家好像都觉得必须要接受，但实际上你不知道党为什么要这么做，党的这套思路是什么样的，你真的要去了解，要去学。”请结合您的工作实际，简要谈一谈您对党的建设嵌入社会组织的必要性的理解？
宿彦慧：真爱梦想不是在民政部门要求做党建才开始做党建，而是在创始之初就特别关注党建工作。我2009年加入真爱梦想，当时我们的理事长、秘书长、理事没有一个党员，只有第一任监事长沈至诚女士是党员，也是我们基金会的党建联络员。2009年真爱梦想迎来了3位大学毕业的年轻党员，其中一位就是我，我们那时候挂靠在其他党支部下面，沈老师以前在国企做党建工作负责人，她定期组织我们开展党群活动，学习党的精神，同时还跨界带我们去国企里面开展联合党建活动，真爱梦想做党建有了很好的起点，也是一种传承。
2016年，真爱梦想成立上海市第一批民间基金会的独立党支部，理事会、秘书处推荐我作为党支部书记，完成党支部工作和推进我们整个组织的发展，机构工作和党建工作有效整合在一起，党员同志发挥骨干力量，推动公益组织特色党支部建设，从2009年的3位党员发展到如今33位遍布在各个职能岗位上的党员。
对于社会组织而言，党建最大的意义是凝聚价值共识，确保我们不犯不可挽回的致命性错误，让我们在正确的道路上开展为社会服务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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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红波：对待党建活动一般有两种态度：一种认为咱就学学党的文件，写篇稿子或者抄一抄，糊弄过去；另一种是很认真地把党的政策文件精神在自身业务发展中积极正向的作用发挥出来，找到融入党和政府大的治理体系的结合点。荆门义工联成立党委，在湖北是头一家。请您简要介绍荆门义工联在这方面的经验和体会。
严昌筠：不要看我们直接成立党委，架子搭得挺大，其实也没有什么经验，作为民间社会组织搞党建，我们一直在摸索。我们大部分义工都是单位人，党员组织关系在单位。在义工党组织中，“三会一课”不做刻意要求，这是党组织成立之初市委组织部特批的，但有利于组织发展的硬核内容，我们都是照章行事。
荆门是个小城，70年代三线建设迁移过来五湖四海的产业工人，建立了这座石化之城，这些产业工人有纪律，有情怀，崇尚户外运动。山清水秀的地方其实也就是穷山恶水，看到当地的需求，这些产业工人多背一公斤，游山玩水之际加入一点公益元素，更有意义，后来独立成为一支公益力量。经过10多年经营磨合，形成荆门公益“一联独大”的格局，吸附到各阶层精英，我们不找政府要一分钱，还能帮点忙。现在政府精准扶贫找我们、创建文明城市找我们，义工里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也有不少，“有困难找义工”成为口号，街头到处是义工宣传海报。
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成立党委应该是顺水推舟。大家本来就是单位人，对这个事情不陌生也没有抵触，出来做公益就是来释放情怀，要成立就成立呗。我们迅速让义工们亮明党员身份，义工骨干大多数是党员，而且有针对性地招募党务工作者，给个党务职责，封了一批“党官”，义工就图认可，大家觉得挺有意义。我们虽然和政府走得非常近，但是坚持自己的定位，我们是民间的公益组织，做我们能做的事，不越矩、不越规，在党建引领下，发挥我们的作用。
*严昌筠，中共荆门市义务工作者联合会党委委员、
荆门市义务工作者联合会秘书长
介绍一下我们党建的开展模式。
第一，早在2015年举办战略规划工作坊，党员骨干参与规划出来荆门义工联的使命、价值观。使命是让公益成为习惯，价值观是弱势群体的贴心人、正能量的传播者、党委政府的好帮手。这是我们党建工作的萌芽。
第二，在组织管理中，组织核心成员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对工作和人事开展民主评议，这些做法都借鉴过来，对组织健康发展发挥一定成效。
第三，“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是我们坚持得比较好的，也是知行合一在党建工作的具体体现。我们了解大政方针，了解政府在想什么，再用自己的方式行动出来。我们志愿者的短板不是行而是知，不光要埋头干活，我们还要学会抬头看世界。“两学一做”这个成熟的模式，对义工联创新发展发挥了关键作用，从活动化到项目化，从零散化到专业化，公益理念也从做慈善到提供服务，再到倡导人与社会的共同进步。这些公益理念的转变，都是在“两学一做”中磨合出来的。
通过“两学一做”，我们了解党和政府的施政纲领、工作重心，我们志愿者组织与党和政府之间的多个立足点和目标是完全一致的，只是领域不同而已，比如生态种养殖基地项目和脱贫攻坚紧密结合，街头文明劝导和创建文明城市紧密结合，儿童福利和保护项目的广泛实施，可以推动政府出台相应政策，等等。
我们的活动扛着党的旗帜，融入公共部门更有效能。举个例子，2016年7月，面对突如其来的洪水，我们积极响应市委市政府号召，投入抗洪抢险、安置灾民工作中，联合全省各地公益组织，先后募集救灾物资1600多万元，动员义工3000人次，紧紧依靠当地村党支部，不分昼夜转运分发。一个多月时间，10000多户灾民，我们逐户上门分发，无一差错！媒体上把我们说成“共产党员突击队的风采”，宣传得熠熠生辉。
如今，不分阶层、不论出身、不论长幼，我们用情义汇聚起了3000多名会员，这些新时代的“雷锋”，聚是一把火，散作满天星，爱的红马甲遍地开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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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红波：民政部门主要通过登记、年检、评估等手段推动社会组织党建工作。尤其是社会组织等级评估，提高了党建工作在评估指标体系中的分值比重，“对具备条件但未建立党组织的社会组织，一律不得被评为4A以上等级”。这些措施给社会组织设置了更高门槛，带来了压力，表现比较突出的是决策“两张皮”问题，当社会组织负责人和社会组织党组织负责人非同一人时，往往会出现领导者角色矛盾。从党和政府的角度，您如何看待这种矛盾？对此您有何建议？
江维：首先，社会组织党组织的书记和非党员的理事长和秘书长的决策关系怎么把握，听谁的？社会组织是理事会决策，既不是党组织书记，也不是理事长、秘书长决策，这是非常清晰的。如果提出这个问题，我觉得就有点外行了，说明这个组织治理不健全，还处于创始人说了算的阶段，需要完善治理结构和治理机制。
第二，党组织书记如果不是理事长或秘书长，他在社会组织里面的任务是把握政治方向，而不是插手具体业务，更多是划红线，列负面清单。红线外的事、违法的事、违反党和国家利益的事不能做，这由党组织监督；红线内的事，跟社会组织的使命价值一致的事，这方面是没有冲突的，只是做的方式、方法会有不同意见。但毫无疑问，社会组织是理事会决策，这就不是党组织书记可以粗暴干预的范畴。所以不存在谁听谁，看涉及的是什么性质的事，如果是政治方向的事，毫无疑问得听党的；如果是业务方面的事，那就很清楚，由理事会决策。
我建议理事长、秘书长平时要和党组织的书记多沟通，我们社会组织的治理本来就应该是公开透明廉洁的，让书记理解社会组织业务的内在逻辑，这个事情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要用这个方法不用那个方法，走这条路不走那条路。经常在一起充分沟通，甚至让书记参与一些项目过程，书记就能理解和支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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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红波：按照规定，社会组织党组织对社会组织重要决策、重要业务活动、大额经费开支、接受大额捐赠、开展涉外活动等提出意见。对上述重要事项，社会组织党组织提出意见后由社会组织相应机构决策实施。在您看来，秘书长、理事长如何处理好与社会组织党组织的关系？而社会组织相对松散，党员人数少，工作人员特别是负责人兼职多、流动快。针对这些现实问题，您对创新开展基金会党建工作的方式方法有哪些建议？
宿彦慧：首先，社会组织必须摆正自己的位置，明确与党组织之间的关系。党的文件对社会组织和党的关系定位很清楚，社会组织必须始终坚持党的领导。我们社会组织在发挥社会调节、社会治理等方面的作用时，是要在党的领导范围内来开展工作的，用江老师的话，就是在红线范围内，围绕组织使命、愿景、价值观开展工作。
其次，社会组织是社会公共服务的一部分，也是党和政府社会治理的一部分，这确保了我们的合法性，我们做的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事业的一部分，我们是为人民服务事业的共同体。而且我认为公益组织天然具有这样的属性，我们天然“为公”。所以，社会组织和党组织本身并没有矛盾和冲突，而是共同推动机构和中国社会向善向上发展。
党支部对社会组织有建议权，但决策权是通过机构章程和内部决策制度来保障的，无论是机构内党组织，还是外部捐赠人、志愿者这些多元伙伴给的建议和意见，多倾听一下，总归是多一个视角，对我们最终的决策是有益而无害的。大家无妨多听一听党组织的意见，说不定给我们一些新的开阔视角。
总结而言，从这个定位上来讲，社会组织管理者首先要认清自己内心的障碍，不要给自己天然设一个障碍，也不要将党组织看成是来监督我们，甚至是来阻碍我们的。我们要反过来思考，怎么发挥好党组织的特殊组织形式，为我们组织本身的使命愿景，成为参与社会治理、推动社会进步的一部分。这种思维模式的转变特别重要，否则我们的党建真的很容易流于形式，既浪费时间，又带来很多的情感消耗。
*宿彦慧，中共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党支部书记、
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秘书长
那么如何发挥社会组织党组织作用，我想分享四个方面的经验。
一是发挥党组织在凝聚力方面的独特作用。党建可以帮助我们打破业务壁垒、部门壁垒甚至是行业壁垒，进行组织文化方面的建设。真爱梦想党员共计33人，横跨各个部门和业务领域，通过定期的党建活动，我们难得有机会交流思想和情感，而不仅仅停留在业务层面。对于像我这样秘书长、党支部书记一肩挑的人来讲，它是一个很好的抓手，让我去做很多人的工作，了解更多的同事。
二是在特殊的阵地上识别特殊的人才。党建工作或政府工作有其独特性，对于我们民间组织来讲，对政策的解读和认知、对文字文笔的要求都比较高。在建立和运作党组织期间，的确会让我识别出一些有这方面才能的特殊人才。在用人方面，可以发挥好政社协同的作用，帮助我们机构在政府的维度，有更多的能见度，其实也是在为机构发展助力。
三是发挥党组织跨界联结的作用。真爱梦想是OKR管理制度，党建工作纳入我们公共事务部的OKR作为日常业务推进。我们扩大了党建的范畴，既连接党政机构，也连接企业捐赠人，连接我们的公益同行，甚至是连接我们的受益单位，包括欠发达地区的教育系统和学校老师。其实，我们是在干嘛？我们在透过跨界联结的党建活动，把朋友搞得多多的。
四是利用社会组织的特点创新党建的工作方式。人少的社会组织，的确没有时间和精力单独策划活动，大家可以参加一些联合党支部，或者通过党总支开展联合党建工作，帮我们结交朋友，建立广泛的朋友圈。社会组织本身就服务在一线，我们脚踏最真实的泥土，在公益服务中开展党建，能够让我们的党员同志加深对我们组织，以及我们做为人民服务事业的意义，唤醒我们作为“服务者”精神的感召力，这远比开一个会更有场景感和带入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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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红波：社会组织的党建工作，从基层实务工作来看，有三组关系很有意思。一是党建和团建的关系，二是党建和党务的关系，三是党建培训和业务创新的关系。这三组关系处理得好，党建得心应手；处理不好，党建左右为难。您所在的荆门义工联，如何处理这三组关系？有哪些痛点？
严昌筠：我们不可能为了党建而党建，党建只是达成目标的方式之一，好用为什么不用？在志愿精神和党的精神之间找到契合点，这是我们特别在意的。内心真正认可之后，再来做党建工作可能更容易一些。
志愿服务是激励人们利他的服务，用生命去影响生命，让生活更美好。我们在很多培训中经常讲的一些人物标杆，德蕾莎、白求恩、无国界医生、十方缘、慈济这些组织和个人，他们愿意献身，愿意为过小日子的人们遮风挡雨，这就是志愿者该有的样子，也是党员该有的样子。
团建就是把不同的人融合起来，通过合适的公益活动，满足这些人不同的公益服务需求。我们义工联发端是产业工人，我们涉及志愿服务活动首先要满足志愿者的需求和动力，吸引大家自主参与。通过我们义工联这个平台，不同行业的人、不同圈层的党员聚集到一起，消除壁垒，形成合作，形成力量的重组。
通过精准扶贫下乡村活动，体制内的精英官员、高校的知识分子和义工走到一起，我们和很多党政官员都是通过公益才结识到的。我们开展种养殖基地项目，满足社区矫正人员在田间地头释放的需要，成为司法部门开展党建最有活力的一个侧面。组织部的同志跟我们讲，我们所有的活动其实都是党建活动。
关于党建和党务，其实党务是非常繁琐的，但它又是管理手段科学化的一种表现，我们义工联做项目，就把做党务这个模式拿过来，开始来从零散化向项目化、专业化方向发展。过去，我们开展活动是碰到就管、求助就上，现在我们不撒胡椒面，更注重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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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两年我们实施公益小天使、致敬行善者项目，成为湖北省的枢纽机构之一，并将规范意识带到各市州公益伙伴中间。湖北有17个市州，每个市州都有十几二十几个活跃的民间公益组织，我们在一起联盟，互相抱团学习。这次抗疫，我们一起配合湖北省慈善总会的物资分发督导，就是项目化、规范化的一个典范。我们一开始也不习惯，一线干活和整理资料花费精力大概三比七，但在这个体系里面我们学到了很多，也更有实效，我们督导了4000多万件的海内外捐赠物资，还挺有成就感。
至于党建培训，其实培训就是学习新知识，走出自己的地界看世界，看到好东西拿回来用。公益是越分享越强大，一点一点学习新知识，逐渐改善创新，天天看是习以为常，做得久了回过头看，义工联有大变样。
我们的培训方式有荆门电台《义工夜话》1小时直播，有电视台的《义工日记》专栏，有每周线下沙龙、每月例行培训，都冠以党建活动之名，参与者、组织者都是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
通过党建培训，我们走向创新之路，以前靠大家AA制做慈善，有多少钱办多大事，其实是坚持不了多久的。时间长了，家人也不同意。后来我们逐步带领义工伙伴自我突破，提倡做“快乐义工”，鼓励义工与自己的时间去做服务。再后来，我们主动与政府、企业合作。省运会、八艺节、道德讲堂、漳河游泳节、创建文明城市……一些重大活动上都有我们荆门义工专业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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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红波：党建工作做得好与不好，其中一项重要表现是党建工作推动社会组织事业发展的成效是否显著。往深里挖，这也取决于社会组织与党组织是否拥有共同的使命，其实两者的使命都是为人民服务、推动社会进步。关于社会组织负责人对党和政府的看法，有的选择做从旁批评者，有的选择做共同建设者，其实按照共同使命，也可以定位成“为人民服务事业共同体”。有些社会组织的负责人长期存在对党建工作的心理障碍，作为一名党政领导干部，您如何看待这种现象？对他们有哪些建议？
江维：你用的是心理障碍，刚才真爱梦想宿彦慧秘书长用了一个很好的词叫“心魔”。在没有对党建工作有理性认知之前，不少社会组织对党建的确表现为一种心理障碍，因为在很多程序中党建工作作为预置程序必须开展，社会组织就老觉得是被强加的，就不乐意。
打个比方，党建其实是连接资源的万能接口，是能够打通各方、实现互联互通的一个“基建”。社会组织通过组织和培育社会力量去推动社会进步，这就需要更多的连接，比如说志愿者、其他公益机构、社会组织生态的上下游，只在小圈子里玩是不行的，需要与更多的力量通过连接建立关系从而更好地解决这一个组织使命要去解决的社会问题。社会组织要想去做更大的事情，需要连接上至党委政府，旁至企业，内至其他门类的社会组织上下游，它需要各方去打通和连接。有一个天然的渠道和“桥”，我认为就是党建。
我们社会组织的小伙伴，爱用一个词叫“确认过眼神”。因为内置了同样基因的组织，大家可以瞬间秒懂，秒懂到你敲不开的门，可以通过党建敲开；你听不懂的话，可以用同一套话语体系翻译过来，资源也就可以通过党建来协调整合。
我们还有一个特别神奇的党组织就是社区党组织，我经常开玩笑，说他们是“党和国家最低领导人”，但是越到基层越贴近人们的生活，实际上党组织的政治性越弱，而社会性越强。社区党组织作为社区公共性的至高代表，具有凭借没有行政级别的社区党组织通过区域化党建，连通辖区内的都建有党组织的市场组织、政府组织和社会组织，在区域化党建场景中，相关各方达到同频共振，很多棘手的矛盾和纠纷通过协商、共识、协调、整合、行动，为社区发展创造良好的治理生态和治理环境。
社会组织本来就是利用社会资源推动社会发展的组织，本来就应当公开透明依法治理，应当摒弃顾虑党组织监督对社会组织发展不利的想法，反而应该转变思维方式，做好党建工作，真正能够跟各方力量结为“为人民服务的事业共同体”。
大而言之，党和政府的目标和我们社会组织的目标使命都是为人民服务，是完全一致的。怎样把我们社会组织要做的事情的价值体系、工作内容和工作流程，与我们国家、市场以及其他社会领域，用党建来打通、来连接，是我们做公益的人、我们社会组织负责人以及做社会创新的朋友们，需要站在更高的维度上去思考的一个问题。
社会组织工作的重要目标是为推动社会进步培育积极行动者，而共产党员从逻辑上本身就应当是积极行动者。在社会组织里面工作的优秀人才，我们推荐他入党，成为积极分子，培育他成为共产党员，这也是为党输送人才，这是非常重要的党建工作，让优秀的人在党内履行为人民服务的使命，履行服务社会的使命，这样在加强党的建设的同时，又加强了我们社会组织的自身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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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红波：荆门义工联党委在成立前后，和荆门市委组织部有很有意思的互动经历。请您简要介绍一下，基于这些互动经历，您认为社会组织如何更好地与党的部门（组织部、统战部等）实现良性互动？
严昌筠：我们义工联注册成立乃至多年的正常发展，和政府支持推动分不开。2006年，市委宣传部部长参加我们义工活动就提醒我们说，“你们这个组织要注册，要有名分。”当年差点挂靠到宣传部去。
我们要成立党组织的时候，递交申请成立支部，组织部问我们，“你们组织有多人？党员有多少？”我们整理一下，发现义工联党员有200多人。组织部一听这么多人，叫我们直接成立党委，组织关系就在原单位，还给了我们发展党员的资格。组织部说，“以前不太了解你们这个组织是些什么人，每天干些什么，确实有点不放心。现在成立了党委，你们不管怎么发展，我们都放心。”这是当时一个真实经历。
我们和政府有更好的合作，和党组织有更好的融合，有两方面经验。一是坦然欢迎他们参与进来，像我们这个小城，精英基本都在党组织里面，我们逐渐把这些精英吸引过来，形成了“一联独大”的格局，由此也孵化出一些社工机构和社会企业。二是主动向职能部门伸手，我们碰到自己解决不了的困难，就直接去他们办公室，跟他们要资源。因为不是为了自己，所以就敢厚脸皮，和他们打起了交道，我们发现帮着帮着就成了一家人，真是“不打不成交”。
有个标志性事件，使我们深入了解了党建和党组织。2015年湖北监利沉船救援，我们参与进去。后来我写的志愿服务综述，上报给中央文明办，得到领导批示。当年中宣部在嘉兴召开党建工作会，会上红头文件号召：全体党员向湖北志愿者学习，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党组织和我们的志愿者真是一条心的。为了社会大众和国家的利益，为了安定团结，为了保证党和政府健康的肌体和适应时代发展的活力，民间和职能部门有很多合作的领域和空间。我们上班做好本职工作，下班就做志愿者，我们的志愿服务天生和政府走得近，但是我们是有独立性，政府购买服务，很多都是给了社工机构。虽然不给我们钱，但是我们有基金会、爱心企业支持，我们也可以自筹。
这些年，我们对应各职能部门成立相关服务队：救助站——社会救助服务队，疾控中心——防艾项目组，肿瘤医院——临终关怀服务队，红十字会——应急救护服务队，文明办——啄木鸟服务队。背靠大树好乘凉，他们有活动资金、项目、资源，我们有人手。还有荆门城区63个社区党支部邀请我们融入，一个社区安排一名骨干义工对接，引入项目，组织活动，挺受欢迎。
再举一个例子：荆门大柴湖是中国最大移民区，曾经极度贫困，村民“等靠要”的思想严重。我们通过发动当地村民做义工，和镇党委携手，提炼出“爱国奉献，自强不息，团结包容，求实创新”的移民精神，改变了当地的风气，并且得到上级支持，大柴湖的经济现在发展很快。党委政府还建立了大柴湖移民纪念馆，湖北省有七个省直机关党员干部教育基地，有一个就设在这里，每年来学习移民精神的人数以万计。
心理障碍这块我插一句，确确实实我们没有逃避的心态，体制内或者说单位人休息的时间躲到体制外来释放情怀。但是后来我们想到，要成事不能太闲散，还是要依托组织，我们现在回归过来，真的是没有什么心理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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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红波：我们知道，体制之所以重视我们、珍惜我们，是因为我们做了他们做不到的事情。只有吸引更多德才兼备的公益人，和体制合作、和党政部门打交道时，基金会、社会组织才会更有底气。您对基金会秘书长如何向党建借力，如何与党政部门打交道，还有哪些具体的技巧建议？
宿彦慧：党建是很好地与党政部门沟通的桥梁，也是政社互动的重要纽带。但是政府的事情很多，不会有很多时间和机会去专程听你的汇报和去专门关心你和了解你。我们公益组织有些活动想邀请政府领导参加，是不太容易的，而通过党建活动，邀请不同领域的党政部门参加，往往是一个很重要的对话窗口。
我们每年都会邀请民政的、政协的、统战的、妇联的等各方面领导，党建或者这类型的活动是一个很好的出口。一方面让他们有机会了解我们社会组织开展的工作和服务成果，另一方面也是透过这样的方式，让政府部门来传递一些我们比较少关注的、但对我们的发展有重要指导作用的政策。所以，我们要借助党建，把我们的成果和需求反映上去，把上面的政策很好地理解清楚和传递下来，让我们公益组织在党和政府的事业中有能见度。
很重要的一点是，你真的要去了解我们的党和政府在关注什么，他们的工作目标KPI是什么，然后结合我们自身的工作，很有效地转换成和他们衔接度比较高的内容。举个例子，去年我们开展党建活动，当时上海市委统战部、妇联、政协很多人都到了，我们活动主题是“真爱梦想不忘初心党建活动之三州三区精准扶贫工作研讨”，这个话题跟党政部门的工作目标以及想要了解的事情、想要传达的内容是非常契合的，这时候把他们邀请过来，才能很好借机把我们的成果和价值传递出去。
怎么让我们有更多日常的能见度呢？其实我们党是有往上投递通道的，比如党员故事可以通过党组织上传到综合党委，在党的系统内做一些播报。这本身也是党组织的工作之一，树立党员典型，传播感人的故事。我们公益组织做的事情，毫无疑问完全契合我们党需要讲的正能量故事，我们要借一切这样的机会去向党和政府做沟通，传递我们这个组织所做的工作和服务，这是打造互相欣赏的政社关系的重要方式之一。
我们还可以借助党建来增进与捐赠人企业伙伴和受益人的联动，打造联合党建的新样态。去年5月，真爱梦想党支部携手我们的捐款人安踏集团党支部，与甘肃敦煌南街小学党支部开展了一次特殊的党日活动，共同启动梦想中心，开启梦想第一课，通过公益活动将党员的服务精神传递给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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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特别想提的是怎么借力党建增强我们的组织力。中国共产党本身就是一个近百年的组织，党的组织系统和统战系统，非常值得我们每个公益组织甚至每个商业组织研究学习。我们很多同事学习过“三湾改编”，党组织系统的力量如何在军队治理和统一战线发挥力量。最近我们也在努力邀请党校的老师来为我们专门介绍“党的组织和统战系统”，这对我们公益组织做组织构建、内部人员和志愿者发展管理有长远的借鉴意义。
对我们公益组织来讲，我们的核心凝聚力不是靠金钱，也不是靠权力，我们其实跟党是一样的，靠的是强大的精神力量，就是通过我们的使命、愿景、价值观来感召更多的优秀人才加入。2019年真爱梦想将人力资源部更名为组织发展部，着力组织和人才体系构建，不仅学其“形”，更要学其“神”，形神兼备才能更加能够推动我们整个战略实施的达成。包括从组织力、系统到我们的业务目标，到怎么拆解到最后OPR落地，这其实是层层透嵌的一套组织系统。
总结一下，党建可以是一个会议，比如组织生活会、民主评议会、学习强国的心得交流会，可以学习党的新政策、新文件或是党在组织系统方面的策略经验，也可以是项目总结会、参观、交流、拜访等等，这些都是党建的抓手。但是如果你真的想要党建内化于心，我的核心建议还是要跟我们机构自身的使命、愿景、价值观以及业务目标很好地融合起来。不要为了党建而党建，我们公益组织本身日常已经很繁忙了，如果能够很有效地结合，同时又达到组织人才培养、人才发展、价值观传递、组织系统改善等等这些目标，真的是一举多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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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红波：有一位伙伴说党建这个主题活动居然没有请他来谈，他是上海业擎社会创新基金的研究员张利，在理论和实践的观察方面，他有很多独到的见解。今天他全程在听，我们不妨请他来分享一下对社会组织党建的看法。
张利：党建对绝大部分社会组织和从业者而言，其实是一个很单纯的政社合作、建立共识、共同提供社会服务、解决社会问题、满足社会需求的事情。如果你主要关注的是社会价值的实现，以及机构自身更好的发展，那根本就不是个事儿，最多就是一些技术性的问题；但如果想不开，非要扯到意识形态、是非对错这些观念层面的东西，那就有些难搞了。
刚才几位嘉宾多少都提到有些社会组织负责人，对于党建有一种所谓的心魔，或者我理解为是一种心理上的防范。我相信绝大部分基金会（或者社会组织）的负责人，其实和党组织没有很深的接触，并不太清楚社会组织党建为什么要做、要做些什么、怎么做。但就在这种并不了解具体情况的基础上，似乎又普遍连猜带蒙地觉得，党建是政府给机构添麻烦而且会影响到机构的正常治理、影响机构的自主性，但真的是这样吗？
党建作为机构一般经营管理之外的工作要求，肯定会给机构带来一些额外的事情，这一点无需讳言。但大家可能需要考虑这么几个基本的问题：1.党建对机构工作开展和社会目标实现的影响到底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2.党建带来的只有麻烦吗？难道就没有正面价值吗？3.党建到底是要干嘛？它会不会影响机构的正常运营？
首先，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们真的觉得民间公益机构所做的社会服务、公益事业，和由党（或者国家）主导、政府操办的这些公共管理、公共事业有什么本质区别吗？
从工作目标和社会价值来看，大部分情况下，双方所做的其实是同样的事情，只不过社会组织是站在社会角度和微观层面讨论和开展工作，而且党和政府是从国家视角和宏观层面来做，这两者其实是对同一项工作的不同角度或者产业链上下游不同环节的考虑，是以不同的立场和身份、为着同样的目标、做着同样的工作，没有本质的矛盾，为什么要刻意回避或者保持距离呢？大部分情况下，我们完全是可以合作的。
其次，你们可能会说，政府购买和政社合作开展公益项目相关的事情，我们是支持的，这和党建要求我们建立党支部、搞“两学一做”、隔三差五开会不是一件事。那么，你们真的觉得这两方面没有关系，政府购买是好事，党建是麻烦吗？
说句不中听的，如果不是党建这个层面的理由，政府购买这类好事，估计是很难出现的。我们需要理解的一点是：在中国，“党”对应的概念不是“政府”，而是“国家”，政府和国家的思维方式和行为逻辑是不一样的。
我们通常会把中国共产党与西方的政党类比，但两者事实上完全不一样。西方意义上的政党指的是Party，是代表特定利益和特定立场的这么一群人；而在中国，党所代表的不是部分人，而是整体的利益，也就是Total。大家可以自己感受一下，当你们说到“政党”“共产党”或者“党”这些概念时，是不是存在很微妙的差异？
*图片来自网络
因此，党建在中国的本质是国家建设，是一个国家社会的组织化过程和治理过程，也就是说党建的目标是为了让国家社会更好、有更效、更有正当性，这意味着大量的公共事务、公共管理、公共服务，包括国家层面的组织化动员。有了这个逻辑，国家才会出台大量的政策和改革举措，培养和发展社会组织，要求政社分开、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培养社会力量服务社会。否则，以政府系统的官僚属性和保守作风，没事干才会把钱拿出来购买“外人”的服务。所以，你不能只想要这里面的好处，不要被这套逻辑束缚，这不科学。
然后，对于党建的排斥，可能还因为我们把党建和政治当成了一回事，并且把政治这个事情给庸俗化了，认为政治就是勾心斗角，党建是公权力对私权利、政府对社会的挤压。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些认知，让大家对党建有一种敬而远之的态度。如果是的话，我建议大家在不那么忙的时候，遇到党组织搞一些活动的时候，可以过去“凑凑热闹”看一看，搞党建的那些体制内的同志都是怎么说的，怎么做的，和你想像的是不是一回事。
事实上，党建归根结底就是需要国家的公共事业和民间的公益事业，在内容、方向、宗旨上保持一致，并能形成好的工作和观念的衔接。大部分情况下，我们的党组织、政府的一些部门和干部，要求的只是：社会组织开展的工作，能够跟政府的工作内容、工作体系、工作标榜一定程度保持一致；同时，相关工作内容、目标和意识形态表述不要越界，能够跟大政方针和地方的中心工作衔接，开展建设性的合作。这更多的是一种底线约束，而非一种顶线管理。
建议大家多和做党建的同志交朋友，其实做党建的这些同志也都是很普通的人，和大家没有本质的区别，只不过他们的工作是在党建这一块。
疫情期间，国家组织医疗人员到武汉抗疫，很多是以党员身份和党组织动员开展的，这也是党建；在社区老龄化、社区困难群体需要支持，党要求党员下沉到社区服务社会，或者说社区组织大型企业、爱心人士服务社区，组织一些志愿者在社区给孤寡老人做服务，只要是由党来组织动员的，其实都属于党建。如果我们去掉“党员”这个身份或党组织的标签，这些党建工作跟社会组织从事的公益服务，有什么本质区别吗？其实没什么区别，甚至都是一回事。
总而言之，大家其实不需要对党建有特别的忌讳甚至排斥。还是那句话，大家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同一个公共目标走到一起的普通人，都在以不同的身份和专业做着一些为人民服务、为社会服务的事情，只不过是在话语体系、工作方式和工作内容上有所差异而己，差异不少，共同点更多。当然，短期内可能需要一定的磨合，但第一，这没那么可怕，第二，这时间不会太长，第三，连磨合都排斥的话，还做什么社会工作和公益事业，这本来就是一个需要磨合的领域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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